第一阶段，侯景多路佯攻，据说他“遣百道攻城”，就是他至少派出了上百支目标和方向不同的攻城队伍，向台城的各个城门发起试探性的攻击。
为什么要兵分多路呢？很简单，采用这种战术，是要让羊侃这块的守军分散兵力，因为我的攻城力量过于分散，我四处进攻，你也得分散兵力来四处防守，这就是让守军的兵力集中不起来，兵力不集中，防御的薄弱环节就很容易暴露出来。
在佯攻的过程中，侯景还使用了火攻，虽然被羊侃破解，没能焚烧城门，但也制造了不少的混乱。
他制造了一种木驴，其实就是一种样式奇特，可以载人的攻城车，并且这种攻城车有很大的盖子，人可以藏在盖子下推着走，弓箭基本射不到，叛军推着木驴猛冲城门，羊侃从容应对，指挥城上的守军用巨石砸击，很多攻城车被砸的粉碎，士兵也死伤不少。
侯景一看，马上他就对攻城车进行了升级，他把攻城车的上边改成了斜的，而且还用牛皮包裹住，这样台城上砸下巨石，落到攻城车上，会直接滑落，这就砸不中了，这一招非常的管用，守军狂扔石头，却无法破坏攻城车，但是羊侃有办法，他下令制作了一种叫做“雉尾炬”的东西，听起来好像是什么高科技，其实就是把芦苇给捆成一把大扫帚的样子，然后浸满油脂和蜡，点燃之后往下扔。
您想想这东西本身就易燃，属于是沾哪儿烧哪儿，木驴都是木头做的，一烧一片，攻城车全被烧毁。
多高呢？十几丈吧，按照当时的算法，一丈大概两米四左右，所以这个东西差不多得有现在十层楼那么高，至于形状，是底下宽上边窄，和金字塔的结构差不多，在塔尖上有弓箭手，可以向台城内放箭。
那怎么移动呢？主要靠十几头牛在前头拉，您想这么巨大的一个楼，可以直接拉到台城跟前儿，叛军直接从城墙上就爬过去，就是爬不过去，这凭空制造出来的制高点，用来射箭，当做火力压制也是非常不错的。
东西看着是挺像那么回事儿，只是侯景想法好，制作上却不扎实，这东西非常的不坚固，还没等拉到城下，自己就散架了，倒了。
侯景自己闹出许多洋相，这个时候朱异动了心思，他向梁武帝请缨，说要开台城主动出击，羊侃连忙劝阻，说侯景已经把台城团团围住，他虽然攻城不利，但人数上占据优势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固守，等待援军。
侯景刚刚起兵时，梁武帝问羊侃策，武帝就没听，招致台城之祸，现在羊侃劝阻不要贸然出兵，武帝还是不听，给了朱异几千人就让他去了。
梁武帝的这波操作，违背了最基本的军事常识，作者试图分析过皇帝的心理动机，可能是这样的：
作为一个自视甚高，觉得自己治下的南梁天下第一，盛世无双的统治者，皇帝无法接受自己被一个北来的降臣长期围困的羞辱。
固守待援在战略上是正确的，但是在心理上却意味着被动的忍受，皇帝需要一次胜利和主动出击来挽回颜面...算了，作者实在是编不下去了。
《梁书·羊侃传》：遂使千余人出战，未及交锋，望风退走，果以争桥赴水，死者太半。
这几千人还没和叛军碰面，刚一出台城就吓坏了，纷纷往回逃，他们相互争夺，都要第一个先上桥，于是发生了件，好多士兵都掉水里去了，伤亡十分惨重。
我们读历史时，常说因为后人知道结局，知道未来事件的发展，我们开了上帝视角，我们才觉得古人犯的错误是如此愚蠢，认为如果我们回到当时，一定比古人做得好。
有人批评这种观点，说历史其实是无数个可能性坍塌之后形成的一个现实，我们现代人看的是一张已经画好的地图，但是古人不一样，古人是在探索一片充满了岔路的黑暗森林。
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自己做的更好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条经过验证后走得通或者走不通的路，但是古人看不到。
举个例子，赤壁之战之前，曹操挥师南下，在当时的多数人看来，那都是稳操胜券的理性抉择，谁也料不到瘟疫，东风，和一次巧妙的诈降会同时发生。
如果我们穿越回去了，大概率会和曹操一样开战，而且未必在赤壁战败后还能逃走。
这是合理的论述，是为了反对那种把傲慢的把历史简化的论调，但是有些时候，也不由得有此一问，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次机会，能比古人做的更好吗？
山海关之战前，李自成对关外清军的巨大威胁和吴三桂要倒戈的情报置若罔闻，这是李自成在已经掌握关键信息下的重大失误。
战国时期，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惨败，就是那样的惨败，邯郸之战中赵国差点又复刻了一回。
赤壁之战中的魏国，被吴国的诈降计狠狠教训了一次，结果多年之后，周鲂断发赚曹休，情节更是几乎一模一样。
我们说，在古代的认知局限和信息迷雾中，经过合理的程序做出的，但是被后世证明是错误的决策，其实不应该过分的苛责，因为这是历史的局限性，好像谁也改变不了。
我们说，无视当时已经有的更好的选择，违反当时的基本常识，被身边的智者贤才反复劝谏却一意孤行，最终导致灾难的决策，这个就叫愚蠢。
当然还有比梁武帝更过分的，那就是那种出于个人私欲，个人的情绪，出现了明显的道德堕落，明明知道这么做会带来普遍的苦难却还要这么做的，这都不是愚蠢了，这是邪恶。
我们反对上帝视角的傲慢，是为了避免用后世的答案，去嘲笑前人的考题，这要求我们抱有“理解的同情”，梁武帝虽然罪不至炀帝，可是他三番五次这么弄，也实在是说不过去。
朱异蔑弄朝权，轻作威福，他非常坏，是个奸佞之辈，就连臣也要被他害死，所以臣才不得不起兵清君侧，如果陛下能杀掉朱异，臣敛辔北归，马上就走。
哎，你这么大个皇帝，朱异是不是奸臣，侯景是来清君侧的还是来颠覆你的南梁政权的，你心里还没数吗？
其实梁武帝心里很有数，他知道朱异绝非善类，他用朱异，只是因为在他以为的南梁盛世的大环境下，他不介意身边有一个能取悦自己的坏人，皇帝明白这是侯景的借口，这更能体现出一个统治者的优柔寡断，缺乏魄力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和侯景这样的叛贼做交易，希望可以通过诛杀大臣的方式让侯景退兵，而不是坚定的统一内部，共御外侮。
满朝有志之士，谁不想杀朱异而后快之？只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比老皇帝清醒，知道就算杀朱异也无济于事了。
现在杀了朱异也不能救急，也没用，以后叛乱平定了，大家说侯景让咱们杀掉朱异咱们就杀，咱们岂不是被侯景指挥摆布了？难免会遭人耻笑，还是等战事过去，再杀朱异也不迟。
朱异虽然不是宰相，但却以中书通事舍人，侍中等职总揽机要，控诏敕起草，官员选任乃至军国谋议。
那也就是说，朱异他实际上可以控制朝廷的行政，人事，军政等诸多领域，人臣的权力到了这种程度，其实就代表人臣处在了风暴的中心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尤其是在京师，在中央，朱异的地位其实完全来自于梁武帝本人的宠信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皇帝赋予朱异这么显赫的权势，难道只是希望朱异陪着自己逗闷子？
那当然不是，梁武帝潜心礼佛，勉强也算是艺术门类的一种，皇帝要花时间来弄自己的个人爱好，那么他就没时间治国，他需要朱异帮他代行皇权，处理繁杂的事务，推行他皇帝的意志。
和历史上的那些近幸权臣类似，朱异不得不为皇帝扮演得罪人的角色，替梁武帝背黑锅。
皇帝为了佛事大肆铺张，这钱都是皇帝花的，但大家要怪，都只会怪朱异推行聚敛之政，皇帝纵容宗室，无为治国，接纳侯景，放任腐败，大家也只会说，这是朱异蛊惑的。
纵观魏晋南北朝，和朱异类似处境的人不在少数，但命运各不相同，东晋的王导中和南北，绥抚士族，虽历风波而保其门户，刘宋的傅亮迎立新帝，参掌大权，一旦失势便身首异处，徒留“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”的叹息。
混的越好，危险系数越高，如果你干的是好事儿，那大概率还是能获得一个好结局的，可如果你干的都是坏事儿，免不了身死族灭的下场。
但要说这个朱异，他还非常的幸运，朝廷不打算处置他，侯景还没打进来的这个时间段，朱异就病死了，只能说他死的非常有前瞻性，知道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了，提前就死了。
朱异此人，掌权有三十多年，朝廷内外几乎没人敢惹他，就算是太子萧纲，尽管看他不顺眼，但一直以来也拿他没有办法。
在朱异死时，梁武帝其实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，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但他还是十分心疼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大臣，因此还专门下诏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尚书右仆射，在本朝相当于宰相，本来这个职务是不能作为赠职给予到死后之人的，但梁武帝打听到，说朱异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宰相，那么为了满足朱异的心愿，皇帝直接把这个例就给破了。
在临死之前，朱异倒也没有辜负梁武帝的厚恩，在他漫长的，祸国殃民，为祸天下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做了一件唯一看起来还算是可圈可点的事情。
侯景渡江之时，派去替代王质的陈昕抵抗未果，被侯景俘虏，由侯景麾下的大将范桃棒负责看押。
名将之后，可归为己用，范桃棒本来想着劝降陈昕，没成想反倒被陈昕劝降了，范桃棒就打算投降南梁，他和台城内进行沟通，说我愿意袭杀侯景，带着两千甲士和侯景的人头入台城效忠。
从后续事情的发展来说，范桃棒应该是真的要投降，因为后来事情败露，范桃棒被侯景给杀掉了。
朱异主张纳降，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而萧纲则认为这是诈降，应该冷静对待。
有读者说梁武帝从来都是唯朱异之言是从，朱异说什么，皇帝都听，这回怎么没听呢？
不是皇帝不听了，而是梁武帝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军政大权都移交给了太子萧纲，说白了台城防御战，是萧纲说了算。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：太子见事急，戎服入见上，禀受方略，上曰：“此自汝事，何更问为！内外军悉以付汝。
萧纲穿着军装直接去皇宫里拜见梁武帝，问侯景起兵了，咱们要怎么办，结果梁武帝说：
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交给你负责的，内外军队都交给你指挥了，你又来问我做什么呢？
内容相似，细节不同，《通志》的记载是，萧纲见到梁武帝之后，主动要求自己负责军国大事，让梁武帝歇着去。
那么两份史料结合起来就是，太子穿着军装，带着刀剑进宫，向梁武帝索求军国大政，那是不是代表，在侯景起兵之后，梁武帝就已经被太子架空，早就说了不算呢？
从天监二年，即公元503年到太清三年，即公元549年，萧纲所担任的职务大体分为军事类统帅，地方长官两类。
萧纲的将军号非常多，如云麾将军，宣毅将军，宣惠将军等等，但这些将军号不过是等级标志，查不到太多有关萧纲具体的领兵作战记录，这些号水分很大，比如云麾将军，六岁就授给萧纲了，不过孩童之际，谈何领兵打仗？
萧纲还做过都督诸军事，刺史，州牧，但南朝的皇子被授予地方长官的职务是常例，很多时候都是短期赴任或者压根就不去，实际权力多掌握在长史和司马的手中，当然萧纲也做过京官，但道理是一样。
如果说萧纲一无是处，那也是不公平的，从普通四年到中大通二年，萧纲做了七年的雍州刺史，他治理地方时体恤民情，改革弊政，体察民瘼，赢得一片颂声，甚至他在雍州的时候还北伐过，打了不少的胜仗。
但是，萧纲不会永远做刺史，因为他后来做了太子，他做了十八年的太子，而他的太子生涯，对他个人来说其实是一段暂停的时光，因为南朝，别说南朝了，就是整个古代，绝大部分储君的状态都是被圈养起来的，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朱标呢？对吧。
有人说皇帝难做，你不开疆拓土说你懦弱守成，你兴兵打仗，又说你穷兵黩武，你爱好艺术，说你不务正业，你不学文化，不搞那一套，又说你是大老粗。
当太子啊，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事情，你不能做的太好，也不能做的不好，你最好是很平庸。
为什么说不能太好？因为如果太子的能力过强，威望过高，羽翼过丰，那肯定是会对皇权产生真真实实的威胁，非常容易引发汉武帝和戾太子，康熙与胤礽那样的悲剧。
说不能太差，那是因为太子毕竟是国本，如果过于昏庸无能，啥也不是，那就难以服众，也会造成西晋八王之乱的那种严重后果。
所以，最佳的状态就是可控的平庸，一个显得孝顺，仁德，好学，但是却没有明显的政治野心和党羽势力的太子，是最能让皇帝安心的。
萧纲人生中最主要的职责是养德和学习，而不是处理实际政务，治理一个南梁和治理一个州始终是不同的，萧纲没有进步的机会。
在雍州七年，萧纲能治政，能统军，而在成为太子的十八年中，他的人生目标突然就从做事变成了做人，做一个人人审视，处处受限的道德符号，他必须变得平庸。
山涛有云，东宫养德而已。但今与古殊，时有监抚之务。竟不能黜邪进善，少助国章，献可替不，仰裨圣政，以此惭遑，无忘夕惕。驱驰五岭，在戎十年，险阻艰难，备更之矣。观夫全躯具臣，刀笔小吏，未尝识山川之形势、介胄之勤劳、细民之疾苦、风俗之嗜好，高阁之间可来，高门之地徒重。玉馔罗前，黄金在握，浞訾栗斯，容与自熹。亦复言轩羲以来，一人而已。使人见此，良足长叹。
从书信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萧纲长期以来和朱异的矛盾，他信中所说的，只求保全自身的庸碌之臣，和那些玩弄文墨的文书小吏，正是朱异之流。
那现在萧纲掌权了，他肯定要打击朱异，所以近乎于是出于私人恩怨，朱异的纳降就被萧纲否决了。
包括劝阻梁武帝杀掉朱异，不是萧纲人好，人善良，而是在他的盘划中，战事平定之后自己必然掌权，到时候自己要亲自收拾朱异。
可以看得出来，侯景所谓退兵是假，拖延时间，恢复精力是真，因为他说退兵，但手上的活儿一点没停，此前火攻没奏效，他又开始采用水攻。
玄武湖在建康城北，水面十分宽阔，侯景命人挖开渠道，很快就把湖水引向了台城。
古代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水攻案例，比如智伯水灌晋阳，关羽水淹七军，都需要借助巨大的地势差距，有地势差，才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狂暴的，力量巨大的洪水冲击城墙，才能使城墙崩塌，侯景引玄武湖的水，作者估计充其量就是在台城的外围形成了一些积水和沼泽而已。
台城内的守军没怎么样，但建康城内积水了，环境恶化，饮用水也被污染了，环境潮湿，细菌大量滋生，很多百姓因此患病而死。
是啊，谁会在乎这没能奏效的水攻呢，因为它并不能冲垮台城的墙垣，但是否有人意识到，水流四溢，已渐渐把这座千年古都泡成了一座逐渐糜烂的，巨大的棺椁呢？
杜志强.关于侯景之乱几则史料的辩证.辽东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9
洪卫中.政权变迁下的梁末北迁士人羁旅心态浅析.济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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